走进奥斯威辛集中营

一、“到啦。到啦。” 接连的敲门声把我惊醒了。那个招待我们的波兰朋友阿来克斯在廊上大声叫着：“到啦。到啦。”我推开房门到廊上去，才看见火车停在一个冷清清的小站上。有两个铁路工人 模样的中年人在月台上谈话。此外便是一片静寂。没有什么异常的景象。 “这就是奥斯威辛么？”我看见阿来克斯还站在走廊的另一头，便提高声音向他问道。 “奥斯威辛。”他短短地回答，一面在点头。他不会错。这个地方他太熟悉了。他在这 里住了五年。他的父母都死在这里。他的左膀上还留着一个永远洗不掉的蓝色号码。 我忽然打了一个冷噤，好像有一股寒风迎面吹来似的。 “这个荒凉的欧洲小镇，就是德国纳粹屠杀过五百万人的地方吗？”我惊疑地问我自己。 没有人下车。也不见有什么动静。阿来克斯的声音传过来：“先去餐厅吃早饭。八点钟 下车。”我看表，刚刚过七点钟。从华沙到这里，我们只坐了七个钟头的火车。 到八点钟，我们全下车了：除了中国代表团以外，还有罗马尼亚、匈牙利、阿尔巴尼 亚、阿根廷的代表们。苏联代表团中的尼古拉大主教也在这里，他的高帽，他的长须，他的 黑袍，他的手杖在我们的眼里显得十分亲切，这几天来连他的声音我们也听惯了。空气寒冷，我们的头上盖着一个阴沉的灰天，当地的居民到车站来欢迎我们，讲了话。 好几部大汽车把我们送到集中营去。在路的两旁我们看见不少的红旗，旗上现着白色的大 字：和平。每一面旗有一种文字，我看到了用八国文字写出的和平。车子停在集中营的大门前。我远远地就看见了作为门方高高地横挂在门口的那一行德国字：“劳动使人自由”。怎么，这个“自由”是什么意思？我要笑了。但是在这时候我觉得脸上的肌肉在搐动。我笑不出来。我们下了车，脱了帽，在纪念碑前献了花。然后大家默默地走进集中营去了。我们都不 想说话，好像在殡仪馆中哀悼死去的朋友一样。阿来克斯给我们带路。我们一共是三十八个中国人。别的国家的代表们已经跟我们分开了。 二，模范营 “我们现在走进奥斯威辛集中营了，”阿来克斯对我们解释道。“这一部分就是所谓模范营，是准备给人参观的。单从外表看，这里囚人的生活也许还要胜过希特勒德国的工人的生活呢。劳动使人自由，这是德国纳粹的一个大谎话。” 阿来克斯的声音似乎是平静的，可是我觉得那里面含着强烈的憎恨。他是一个二十四岁的青年，一个打红领带的青年团团员，他给德国人关进这里的时候还只有十四岁的光景。五年的地狱生活应该给他留下不少的痛苦 的记忆，这里的土地就搀和了他的父母的血和骨灰。他现在还能够用平静的声音说话，这个勇敢的孩子，他的心太坚强了。的确，从外表上看，这里好像是机关职员的宿舍，或者中产阶级的舒适的住宅。在宽敞的路的两旁立着二十八所红砖砌的两层的楼房。每一所房屋都带着同样的和平的外貌。墙头挂着牌子，写明房间的号码。门开着，它们泄露了纳粹的屠户们尽力想掩饰的秘密。这些房屋现在已经成为纳粹暴行的博物馆了。“但是就在那个时候，有一件东西也是他们没法隐藏的，这就是那双层的电网，网上通着高度的电流，谁触到它们，就会得着死亡，倘使劳动使人自由，那么这些电网装来做什么用呢？”阿来克斯继续说，这一次他的脸上现出愤怒的表情，他的眼睛射出憎恨的光。我也看到了那些电网，柱子有四公尺高，两道网中间有一公尺的距离。电网的里外两边都有一道简单的铁丝栏杆，在这道铁栏的一些矮木柱上，钉了长方形的木牌，牌上绘着一个骷髅，骷髅下交叉着两根人骨，画旁边用德文和波兰文写着“站妆。这就是所谓“安全栏”了。沿着电网，像鬼影似地耸立着一些了望塔，据说阿来克斯住在这里的时候，塔里面不分日夜都有纳粹党卫军在看守，他们准备着随时开起机关枪射杀那些企图逃走的囚人。其实囚人是没有逃走的机会的。一个党卫军的头目费立哥（Fritsch）上尉就对一批一批的新来的囚人说过这样的话：“我警告你们说，你们不是到一个疗养院来，你们是到一个德国的集中营来，你们除了从烟囱里出去外，就没有别的路走出这儿。谁要是不喜欢这个地方，他可以马上走到电网那儿。倘使这里头有犹太人，他们没有权利活过两个星期；倘使这里头有教士，他们还可以活 一个月；别的人可以活三个月。” 他没有骗人。从一九四○年到一九四五年一月这五年中间有五百万人到过这个地方。可是一九四五年一月二十二日苏联军队解放奥斯威辛的时候，集中营里就只剩了五六千个病重的囚人。德国的屠户们逃走时带去了五万八千个不幸者，其中有许多在中途就被枪杀了。的确有五百万人是在焚尸炉中烧成灰从烟囱里出去的。 集中营四周被电网包围 新来囚犯的登记照片 三, 博物馆 阿来克斯把我们引进一所房屋去。博物馆的负责人出来招待我们。年轻的说明员领我们去参观每一间陈列室。说明员讲波兰话，由阿来克斯给我们译成英语，我们中间也有人用中国话解说给一些同志听。参观开始了，我们由一个陈列室走到另一个陈列室，由一所房屋走到另一所房屋。房间有大有小，陈列品有图片，有模型，有实物，有文字，有图表。每一所房屋有它的说明员。说明员不只一个，参观的人也不只我们这一组，跟我们同火车来的各国代表全到了。在 一个大的陈列室里面，人可以听到各国语言：俄语、西班牙语、法语、匈牙利语。不同的语言解说着一个同样的故事：五百万无辜的人怎样在这里死亡。这不是故事，这不是空话。这是铁一般的事实。在这里没有一个人对它表示怀疑，可是所有的人都带着惊疑和痛苦在问自己：怎么能让这种事继续进行了五年？怎么能够束手让那五百万无辜的人白白地死去？我们的脚步变得沉重了。每个人的脸上都现出痛苦的表情。我不断地听见人在叹息、吐 气。我的心好像被什么东西在刺着、绞着。我真愿意有一只大手来蒙住我的眼睛，可是我仍 旧睁大它们，似乎要把眼前的一切刻印在我的脑子里面。我们在注意地看什么呢？是人类的艺术的成就么？是近代科学的发明么？是大自然的美景么？是生命的奇迹么？我们是在参观？我们是在“学习”？不，我们在看人类的受难。这里是毒气房的模型，那里是焚尸炉的照片。堆在这里的两吨头发使人想到那三万二千个欧洲女人的青春时期的美梦；放在那个玻璃橱里的用女人头发织成的床毯在向人控诉纳粹的暴行。这个房间有成堆的梳子，那个房间有成堆的洋铁杯；这里是堆得像小山一样高的眼镜，那里是数不清的剃须刷子；皮鞋堆了一个房间，男人的、女人的、小孩的，分别堆在三个地方，这只是剩余的一部分旧鞋。在另一个房间里，一排长方形的木台上堆着无数的假手假脚，木台前有一道很低的铁丝栏杆，我们伸出手去，也许可以摸到这些曾经跟活人连在一起的东西，连残废的人也无法苟全性命。许多手提箱凌乱地堆在一个房间里，箱子盖上还留着用白色笔写下来的欧洲各大城市的名字。一个长长的玻璃橱柜中陈列着欧洲各国的纸币，这都是无辜的死者留下来的。他们从欧洲各国被骗到这里来，死在毒气房内，身子给烧成灰，埋在土坑里，洒在沼地上，抛在维斯拉河或索拉河中了。 无数罹难者的眼镜 残疾罹难者的假肢 奥斯维辛集中营第5号楼展示的标记姓名的罹难者行李箱 一个纪念犹太人受难的房间里，在那朴素的纪念碑前面有人奉献了大束的鲜花，碑的上方用犹太文写着：“要牢牢记妆。纳粹的一个头目赫斯曾经招认过：至少有二百五十万从欧洲各国来的犹太人被毒死在奥 斯威辛一布惹秦加。布惹秦加离奥斯威辛有三公里，布惹秦加毁灭营是奥斯威辛集中营的附属机关，也就是它的连号。毒气房和焚尸炉都设在那个地方，但是它们在纳粹屠户们逃走的时候，全被炸毁或烧光了。我们看到一张焚尸炉的照片。在那个厅子里一共有十五个焚尸炉。每三个连在一起，炉门紧闭着，看起来好像是新式工厂里的设备，据说在这十五个炉子里每天可以烧掉三千二百具死尸。这种最新式的设备一共有四个。有一个时期，这四个地方整天不停地烧着火，二十四小时里面烧毁了一万二千具尸首。但是毒气房每天却杀死更多的人。来不及的时候，屠户们就在冷僻的空地上挖个大坑，把尸首堆在坑里烧毁。我们在陈列室里看见了一个参加这种工作的囚人大卫·席木勒维奇偷摄的照片。第一张是一群女囚人脱光衣服准备进毒气房时的摄影，另一张摄出在土坑里烧毁尸首的情形。站在这两张照片的前面，一个朋友抓住我的膀子声音发颤地说：“这怎么能够是真的？你得写，你得好好地写出来。” 另一个年轻的同伴对着成堆的金丝发流眼泪。“我再没有见过比这更残酷的情景了。” 第三个人说。这时候阿来克斯站在我们的旁边，昂起头，用坚定的声音给我们解说这一切可怕的情景。的确我们应该学学这个勇敢的青年，在敌人面前不应该示弱。我们从楼下走到楼上，又从楼上走到楼下，从一间陈列室走到另一间陈列室，从一所房屋走到另一所房屋。我的脚步越来越沉重了，有什么东西压紧了我的心，我只想长长地吐一口气。“这是十号，这是专门拿女人当作试验品的地方。”说明员指着那道关闭的门说，阿来克斯为我们把他的话译成英语。“在这里面经常关着一百五十个女人，纳粹的医生和教授们就用她们来做各种医学上的实验，每一个女人都要经过好几次的手术，最后的报酬是枪毙，或进毒气房。那些实验都是很可怕的，很残酷的。在这所房屋里头，被宰割的女人的尖声哀叫始终没有断过。” 集中营中被囚的女孩们 我知道他说的是真话，因为我看过这样的一段记载：“在营里进行活人实验的主要负责人是德国妇科专家格劳倍格教授（Prof．Glauberg）。他和他的一个柏林的同事做这种实验工作，目的在发明X光透不过的新的物质。格劳倍格特别是一个有生意眼光的人，他是受着德国化学工业的委托来工作的，他每一次实验了一个女人，便可以从德国化学工业那儿得到一大笔款子。他向集中营买了一百五十个女人来做这种实验。这些不幸的女人被放在一种特别的手术台上。然后用一个电的注射器把一种又浓又厚的、像水泥一样的东西塞进她们的阴道里面去。这种残酷的手术是借着X光来控制的.过后便开始了照相。这些不幸的女人痛得在台上翻来扭去，满身都是鲜血。每一个女人在三四个星期里面要经过这同样的手术三次到六次，这以后她们就害着子宫炎、卵巢炎、腹膜炎和输卵管发炎等等的玻”这不过是“科学”实验的一种罢了。一百五十个女人只是一个小的数目，她们只是一个专家的实验品。在奥斯威辛，这样的专家是相当多的。此外有一个沙木尔医生的助手制造了一种专门给女人阴道内部照相的器具。这也是一个残酷的刑罚。每次照相要花一个钟点，而且不只照一次。我再举出一个名字，那是柏林的教授舒曼博士（Dr．Schumann）。他专门从事不生育的试验。他自己关在一间铅的小屋子里面，管理着X光的强度，和照的时间的长短，把强度的X光集中在女人的卵巢上，一共要照五分钟到一刻钟。在这手术之后许多女人都吐得厉害，死去的也不少。要是她们能够活过三个月，舒曼博士还要在她们身上施行一次手术，割掉她们的一部分的性器官，拿出来仔细研究。经过这些手术以后，要是人还能够活下去，那么连强壮的女孩子也会变成外貌衰老的女人。其实对她们，活的机会是很少的。在那本记载德国罪行的书里面就有过这样的话：“他们明白那些女人经过了几次的实验，经过了一次的大手术以后，就不能再用来作实验品了，于是把她们直接送到布惹秦加的毒气房去。” 男人们也同样地被选出来作“科学实验”的实验品。不过他们的“刑潮也许不在这个地方。我用憎恨的眼光望那红墙，望那关闭的门，我疑惑地想道：“这会是真的么？那些医生，那些教授，他们不也是人，即使他们生在纳粹的德国，活在纳粹的德国？人对待人能够是这样的残酷？”但是我马上就记起了一本叫做《人造地狱》的书，那是德国布痕瓦尔特集中营的一部有系统的记录。布痕瓦尔特集中营里有所谓“病理学部”，那里面就有不少的专家在从事尸体的科学的研究。而且活剥刺花的人皮作为展览的珍品。那些靠着法西斯养料生活的纳粹专家可以做出任何残酷的事情。我想到这里，突然打了一个冷噤。“这是死墙，在那软木板前纳粹曾经枪杀了两万六千个囚人，死在木板旁边那个绞架上的人也不少。他们都是政治犯、地下工作者和共产党员，还有些优秀的科学家。”说明员的声音在我的耳边响了一忽儿。我一边听阿来克斯的翻译，一边从高高的铁栏里望那个十号房和十一号房中间的天井，望那块相当大的黑漆的木板，和那个耸立在墙边的绞架。我知道“死墙”的故事。被判死刑的囚人两手给纳粹们用有刺的铁丝缚得紧紧的，一直到刺陷进肉中，他们面向着死墙，由刽子手从后面朝他们的头打进枪弹去。“墙下那一片土地浸透了烈士们的血。据说纳粹党卫军逃走时曾经有人提议推倒死墙，搬走那片浸透血的泥土。可是他们来不及做许多事情，他们只毁掉了软木板。现在立在墙边的木板还是后来重做的。”阿来克斯继续把说明员的解释翻译给我们听。我的一双近视眼看不到血迹，可是我看见了放在木板前面的花圈。勇敢的死者并没有被人忘记，而且永远不会被人忘记。我记得一个叫做约瑟·雅心斯基（JozefJasinski）的二十七岁的波兰青年，他因为寄了一封信出去，叙述了集中营里的真实生活，在一九四四年九月十五日被绞死在布惹秦加。 十一号房的号牌上有一行波兰字，意思是“死屋”。“这是政治犯的牢房。这里头的情 形可以跟历史上最可怕的监牢相比。”当我的脚踏上门前台阶的时候，我听见说明员的这样的解释。我立刻想到了巴斯底，想到了彼得保罗要塞，想到了席吕塞尔堡。但是纳粹特务们的残酷超过了专制的帝王。从彼得保罗要塞和席吕塞尔堡，还有不少的囚人活着出来，用他们的著作丰富了世界文学的宝库。而这里却是一所名副其实的死屋，没有一个囚人能够活着走下这个台阶。但是今天我们却昂着头进去了。 审判室里还挂着希特勒的照片，室里的陈设保存着原来的样子。据说在当时一点钟里面可以审判六十个人。这里有好些监房，房里缺少流通的空气，纳粹特务们像堆沙丁鱼似地把囚人堆在床上，除了冻和饿之外，他们还发明种种残酷的刑罚来对付囚人。我们到了地下室，在那儿看见一个小小的房间，水门汀的地上只有一个小木桶，没有床，没有桌椅。这个地方经常关着三十个囚人。那扇木板门现在永远开着，上面留着许多人的名字。我认出一个用绿墨水写下的苏联战俘的姓名：莫斯科的尼可拉·谢米诺夫。我没有时间，我也没有勇气再去辨认别人的笔迹。在这扇木门上，那些勇敢的死者在对我们讲话。他们要我们给他们证明他们并非白白死去。 我记得布痕瓦尔特集中营里的一个故事：一九四一年春天，一个维也纳的电影制片家汉 伯尔（Hamber）因为是一个犹太人，在集中营里被纳粹特务们虐杀了。他的兄弟亲眼看见了 哥哥的死亡，他到集中营负责人那里去控告。所有其他的见证人都不敢说一句真话，但是弟弟汉伯尔却勇敢地说：“我知道我会为了这次的控告死去。不过将来，这些罪人也许会想到有人控告他们，便不敢那么大胆妄为。要是这样我就不会白白死去了。”他果然死在地牢里面。但是他的名字永远活在人们的心里。他的话至今还鼓舞着全世界爱和平的人。在这木门旁边就立着一个像杀死年轻的汉伯尔的地牢那样的东西，它也被人叫做“地牢”。在木门上留下密密麻麻的姓名的勇士，他们的骨灰早已跟波兰的土壤混合在一块儿了。波兰人不会忘记这些从欧洲各国来的殉道者。古老的波兰变成一个年轻的国家，这中间也曾得到他们的血的灌溉。离开木门走不到几步，我就到了地牢。同来的朋友们都看过这个“东西”，而且陆续地走开了。我正朝着地牢走去的时候，一个朋友迎面过来，对我摇摇头痛苦地说：“这么一人小地方，要站四个人。真可怕。” 说到“地牢”，绝没有人想到它会是这样的一个东西。这只是一个较大的烟囱。四周用砖墙围住，只有在靠近地面的地方开了一个小洞。现在已经把上层的砖拆掉了，我可以把手伸进去，我也可以爬过断墙从容地站在里面。可是在从前这砖墙一直高到屋顶，没有留一点缝隙，人被封在这里面，绝不能活着出来。坐地牢不过是一种慢性的死刑。汉伯尔就是被纳 粹特务们这样处死的。我们从一间陈列室走到另一间，从一所房屋走到另一所。 我们看见了安放在空地上的打人架。这个特制的刑具上应该留着受难者的血吧。站在它面前，我仿佛看见一个人赤着上身伏在它上面，另一个人的粗大的手捏着铁棍朝那身上打去。这只是一个作家的幻想。铁棍安静地躺在架子上。它应该起锈了。另外还有一些房屋也被囚人们叫做“死屋”。它们是那些被挑选了的囚人住的地方。纳粹屠户们在奥斯威辛的大门口大写着“劳动使人自由”的谎话，可是在集中营里却遵守着一个规律：只有能够劳动的人才有权生存。因此虽然营里也有医院，但是住院的病人却不断地让人带出去杀害。这种办法在奥斯威辛就叫做“挑驯。它使得没有一个人敢进医院。于是党卫军的医生们就扩大了这种挑选的行动。他们开始在一般的囚人中间挑选病人，他们并不检验身体，只凭个人的印象，只凭囚人的相貌，断定一个人的生死，所以身体虚弱的囚人一看到医生们到来，立刻昂头挺胸，努力避免现出生病的样子。可是这也没有用。那个维也纳人保罗·克吕格尔（PaulKrüger）只因为身上有一个盲肠炎的旧伤疤，就被选中了。看了营里留下来的统计表，我们知道在一九四三年八月二十九日到一九四四年十月二十九日这十四个月中间，单是在布惹秦加的验疫营一个地方就有七千六百十六个人中选死亡，刑场就在二十号房的外科手术室或者在二十八号房。杀人的利器是注射针。中选的人坐在一把类似牙医用的椅子上，两个囚人捉住他的两只手，第三个囚人拿着他的头，并且用毛巾缚住他的眼睛，然后纳粹屠户用一根长针刺进他的胸膛。被害的人并不马上死去，他只觉得眼睛发黑，什么都看不见。另外那几个帮忙打针的囚人便把他带进隔壁一间屋子，让他倒在地板上，他在那里还可以活二十分钟。那个叫做克勒尔（JosefKlehr）的党卫军班长对这种注射很感兴趣。要是他觉得医生们挑选出来的囚人太少，他还要自己出去找寻。十七号的号牌上写着“囚人生活”。这里有文字，有照片，有图表，有数字，有图画，有实物，有雕像。我看见了威颜木夫（Wiejmów）画的八万囚人点名图。点名是囚人生活中 一个重要的节目。而且一天还不只点一次名。在一张图表上我看到“十二点至一点——点名”，“三点半至四点半——点名”的句子。连那些在劳动的中途死去的囚人也得由同伴们背回或者用手推车推回去参加点名。这样的死者是很多的。譬如一九四一年十一月四日，就有四百三十个囚人死在工作的地方。这情景也由一个画家布南特胡伯尔（Jerzyb randhuber）表现在图画中了。一个房间里陈列了一些孩子的照片。在这里孩子们被强迫跟父母隔离了。从外面带进来的孩子是逃不掉毒气房的。而在集中营里生的婴孩，纳粹的医生会注射毒药杀死他们。一个雕像吸引了我的眼光。我一个人在它面前站了一忽儿，这是拉衣诺黑（H．Raynoch）的《母与子》（MatkaDziecko），母亲搂着孩子，用一只脚跪在地上。她只有极短的头发，人不留心地看一眼，也许会把她当作一个男人。这正是集中营的惯例：每个女人被带进来，最先就得剪掉头发。这些头发被人好好地保存成批地送到德国去，给专门的工厂做床毡的原料。在集中营成立的初期，女人还可以在奥斯威辛住一个时候，到后来 毒气房和焚尸炉接连地建筑、扩充，女人们一下火车就让人直接送进了毒气房，“剪发”的工作只好留到焚尸之前跟拔牙的工作同时完成。营里有专门的“牙医”来拔去死人嘴里的金牙，而且每天有四十个囚人被强迫来担任这种工作。我把《母与子》看了许久。我想着：这个母亲是在保护她的孩子，不肯让人们把他送进毒气房吗？这个母亲是在搂着孩子向人们哀求保全他的生命吗？我了解她的感情，因为我也有过母亲，而且我也有着孩子。那么我能够说出做母亲的在那个时候想着什么吗？“至少让孩子活下去吧。”她一定说过了这样的话。但是母亲和孩子全死了，也许病死在营里，也许毒死在毒气房中。纳粹杀死了无数的母亲和孩子，纳粹给波兰带来毁灭和死亡，给世界带来毁灭和死亡。他们定下了大的计划：要杀尽犹太人，使波兰人绝种，把吉卜赛人完全消灭。然而新的世界从废墟中产生了。波兰人仍旧活着，并且活得更勇敢；犹太人仍旧活着，吉卜赛人也仍旧活着。而希特勒 和他的匪帮的骨灰却不知飘到那里去了。

漫长路：追寻自由的真实故事

昨晚看了这部电影the way back深深的被感动了，原来人的意志力那么强。一路上从他们遭遇了饥饿、冰雪、风暴等等苦难的折磨。但是这些并没有变成阻挡他们前进的障碍，他们从集中营里逃出来后一直向南走，穿过了蒙古、走过了戈壁滩、经过了西藏并翻越了喜马拉雅山，最终走到了印度。还有saoirse ronan 和 colin farrell 的演出太棒了。朋友们别错过这部电影。

姜。。。天然药物

姜在研究发现，它不但有止痛效果，还可防晕和防吐。生姜具有新陈代谢，解毒等功效。姜不宜过量，吃多造成口干，喉咙痛，便秘等。

姜只要有一部分烂掉，便要全部丢掉，不可只将烂掉的部分切除，留下好的部分使用。因为当生姜腐烂时，姜内会产生很强的‘黄樟素’，这东西吃进体内会严重影响健康，只要姜一有腐烂，便要丢弃，不要因小而失。

姜用在退烧方面也有效。如家里小孩或老人突然发高烧时，冰袋散热是大多数人会想到的最佳方法，其实姜的散热效果也不错。建议厨房里随时有备生姜，以防不时之需。

家中有人身体发烧或肚子疼痛时，可把姜磨碎成姜泥，然后贴在肚脐附近的关元处。

关节疼痛。上了年纪，大多数人关节酸痛毛病，建议可以把姜用果汁机打碎，然后用开水煮开后，加冷水，关节侵泡在姜汁温水中，可以改善疼痛。

好像不是政府的责任似的

有次前往某所国民中学接太太回家，她前往那里参加公务员考试。考试未结束，我在校园闲逛，看见一辆崭新的巴士停泊在此（可以比美豪华旅游巴士），起初还以为是哪个政府部门派车来接送员工考试，后来仔细一看，才发觉原来巴士是属于这所国民中学的，我觉得有点纳闷。

我向太太提起巴士的事件，她告诉我，她曾经去过一所工艺中学，发现那儿有3辆校用巴士停泊在车棚。我觉得有点纳闷的原因是这2所中学都是“名不见经传”。所谓“名不见经传”是在政府公共考试中，它们没有名列表现最佳的10所中学排行榜。

在槟城，每年国民型中学在政府公共考试中表现都相当优异，可是有哪所中学有豪华巴士型的校车？这里的校车是指由教育部分配并聘请司机的，而不是由学校董事部或家协捐赠或筹钱购买的。

历年来我国的教育拨款都出现严重不公平／人为偏差的现象，导致华小、淡小、教会学校、国民型中学等，长年面对钱不够用的窘境。除了教师的薪金之外，学校的其他日常开销以及学校发展及维修费用，往往陷入捉襟见肘的困境。

近年来，华社对于类似的不公平现象，感到非常不满与气愤，因此对国阵政府的支持率急剧下降，可是华社面对的种种不满，往往只是自己知道而已，许多时候，马来社会是不会理解的。

马来社会不理解华小、淡小、教会学校、国民型中学等长年拨款不足是有迹可循的。几乎有一半的马来人尚居住在乡镇，而居住在城市的马来人，他们的生活习惯与思维，只是稍微比乡镇的开放一些而已。

以为设备都一样

他们大多数在国民学校念书，只看国营电视节目，只读马来报章及杂志。国民学校的设备齐全、校园广阔，他们也会以为其他源流的学校也是一样的，甚至备有豪华巴士型的校车。

如果电视节目和报章杂志的报道，刻意不提起其他族群面对的问题，他们是无法得知其他族群的感受；如果一些有机心的政客或官员有心在媒体上，做出一些歪曲事实的指控，他们是会误以为真的。他们看到华小校舍富丽堂皇，可是华社还是不支持国阵政府，你说，他们会不会认为华社的要求未免太高了？

最近政府表示，将在第十大马计划5年限期内，落实5岁孩童入学就读一年级的目标。如果不考虑儿童的心智发展因素，单单从国民小学的角度来看，这项计划实行成功的机会蛮高的，因为教育拨款绰绰有余，因此在学额、师资和设备方面，可以说是没有困难。

看穿华社教育心态

至于华小方面，所有的负担将再度落在华社的肩膀上。其实政治人物早已看穿华社对教育的心态，我们的两大的教育心态，一是“再穷也不能穷教育”，二是“别让孩子输在起跑点”；前者华社将负担学校设备不足的问题，后者华社家庭将负责孩子入学前的教育水平及教育费用，所以说，拨款不足变成好像不是政府的责任似的。

有次我的朋友不解地问我，不是所有的小学都是上下午班的吗？为什么他家附近的国小只有上午班而已？我笑笑地告诉他，国小的校舍足够，所以不需要把学生分配到下午班，华小的课室不够，所以才要上下午班轮替。

他听后恍然大悟，我还没告诉他，关于国民中学有豪华巴士型校车的事，相信他知道后，可能会睁大眼睛。

文：欧宗敏
二零一零年六月二十四日 下午三时十七分
光华日报

我们应该以怎样的能力去买车？

除非经济状况真的允许，否则若只是为了工作用途，那希望大家考虑小马力汽车，虽然不如大马力的车那般高高在上，但至少在代步方面还是没问题的，更何况政府津贴汽油能力有限，我们必须为这种情况做好准备。因为大马若在未来再不发现新油田，我们的石油将在未来12或20年消失。在物价日渐高涨下，单单生活费就已让许多打工一族大喊吃不消， 因此在买车方面应该特别精打细算，步步为营才是。

举个例子，刚毕业的你每月收入为三千令吉，那你究竟要什么才算价格的汽车才算真的符合你个人的收入呢？

一般来说，汽车如果加上房屋开销最好别超过个人总收入的三分之一，也就是说，你的汽车和房子开销加起来不能超过一千令吉。（Gain Wealth 财务公司首席顾问李文耀所发表）

若你目前无自拥房子，而是为每月300令吉租房，那无论你想购买什么款式汽车，都必须确保每月供款别超过700令吉，才算符合你的收入。

对于那些有意买车计划的朋友们来说，若发现所选的汽车不符合自身的收入，那最好避开，否则到头来你工作的目标就是只为养车，待还完贷款之日，昔日新车已变残车，车财两失，白忙一场。

但有些爱车人士还是肯背负这种负担，也要购买自己心目中的汽车，这也没什么，只是若从旁观者的角度来看，真的是太过‘量力而为’。

是時候多说华语，也多讲方言了！

华文教育虽然发展受到不少阻挠，但庆幸的是它在我国已被华社视为命根子。华语作为华社的共同语早已是个事实，华人遇上方言互不相通的情况时大都选择使用华 语。其实真正更需要我们去关注其命运的才是华社众多方言。

以前小时候，老师每次都会在我们面前提倡‘多说华语，少说方言’运动，如果有谁说方言的话就被罚钱。当时小时还不懂，只知道老师要我们多说华语是为了我们于母语为主，加强彼此团结精神。但现在长大了想起来我们现在汉语方言面临萎缩，真的让人深思。

现在我发现大多数方言使用者都是中老年人，年轻一代都只用一种统一语言，那就是华语。这可从越来越多父母不愿意再与孩子以方言 交谈反而以华语或英语作为沟通语的情况看得出端倪。所以造成现代孩子不会说自己家乡方言，真的十分可惜。

还有更令人难接受的是每次孩子和高龄的长辈沟通时，都会完全陷入困境，有些长辈不会说华语，孩子不会讲方言，然后双方好像鸭子般沟通，这样的方式你自己想想双方的亲情关系会好吗？

以前小不懂，但现在长大了才发觉老师的这种提倡精神效应不对。当年的华团领导们为何没有想到，入华小求学的孩子应该要多说华语，然后为何又不鼓励孩子们回家后跟家庭成员多说方言呢？不但要说方言而且遇见同乡也应讲方言。就如我们喝咖啡再加点糖和鲜奶，会有什么损失呢？

另一个造成方言被排挤在主流以外的主要因素是方言不被允许出现在正式场合及华校禁止学生以方言交谈的措 施。学生被逼必须长期以华语交谈，这将培育出一批又一批的只习惯使用华语的年轻人进入社会。

如果我们现在还是不在采取行动补救的话，还是忽略下去的话，马来西亚在下一代华裔子弟将失去会讲多种方言的优势。

我们的华基政党们，希望你们好好关心一下这个课题。

毕业了。。。上（前途@美女）

两年的时间真的好快好快。。。。一眨眼就毕业了！还记得两年前2008年九月三日，我刚从普吉岛回来，心一直在担心“两年已没拿过书了还不懂还会兴趣读书吗？”心一直的不能安心但resignation letter已经丢了我不可能再回头了！该怎么的选择，现在都很矛盾，前路不知怎么走下去，但当初这条路是自己选择的不能怪别人。。。所以就下定决心走下去。（很感谢家人和朋友们给我的支持，大家都一律劝我去读，但当天的我还是真的睡不着）。

就这样的我就来到这间学院从新开始我的新生活。刚开始真的熬不过去，应该是不习惯吧！心里一直在想。。以前在polimas时也是这样，现在来到这边也是一样。（班上大多数巫裔最多）。命运真的要这样弄我吗。我心里想要的美女念头都给打消了。。嘿怎么办呢？

回到宿舍，跟爸妈说不想读了！哈哈当时真的要把家人给气死，但可笑的是他们都知道我的目的！！又是为了女孩。。。所以我被骂了一顿！（真的是天意弄人啊）

当天的我心还是不安，完全睡不着。就跟爸妈谈了下了决心明天去英迪问问！明天一大早，我们就干去英迪，到了那面。。看了环境一会儿，哇！我的天。。那么多华人啊！又那么多美女！无话可说！爱死这边了！心里就打算来这边。。但天意还是弄人。。在英迪读土目工程要三年！OMG!!我的心都给崩塌了！“浪费你一年时间，你还要读吗？”我老爸就问。T_T 算了。。。。真的是命运的安排吧！

文丁啊。。文丁（MANTIN）！！让我在这边呆了两年。。。什么酸甜苦辣，喜怒哀乐都在这边度过。在这边让我认识了许许多多比我年轻的朋友，当然我是最老的一个咯！谢谢你们！我永不忘记。。（哈哈让我想起了巫启贤的一首歌。。那一段日子）

人家说毕业就是失业，那么我就失业了三次了哦。。一次中学毕业，一次学院毕业，这次大学毕业，共三次了哦。这次毕业就不允许我再升学了我也不想再升学了，所以我必须背起家里的责任，和哥哥们一起分担家里的重担。爸爸也是时候退休了，让他好好的休息。家里的负担就让我和哥哥一起来解决咯！但我还是不懂老爸会不会退休呢？没工作的话他呆在家会无所事事的，。。。就是我最怕的。唉，一切顺其自然吧！，最重要一家人过得开开心心，安康。。什么东西都不重要了。

但我的未来该怎么样创造呢？。。。

我的老朋友们。。谢谢你们 ^@^